《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逻辑(通用2篇)》
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逻辑(精选2篇)
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逻辑 篇1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推动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应对以下方面的挑战:
首先,加快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优化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仍然是我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一短板就难以绕开。
其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前提。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风险形成条件也相应发生重要改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金融风险不易显现,一旦转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原本无风险的领域和环节也可能会出现风险。东亚地区的追赶型经济体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经历了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甚至金融危机。我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也会面临这一挑战,必须一方面加强对内部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防控,另一方面防范外部冲击,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次,加快形成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应高收入增长。收入差异的背后,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度的差异,或者说“产业质量”的差异。部分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是因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够吸引高知识技术密度的要素,并将其优化配置和利用。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在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高质量产业都是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里形成。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最后,保护与发展企业家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发挥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或模式从哪里来?顶层设计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说清楚大的方向、目标,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具体什么样的办法符合各地的实际,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能够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在市场中的探索、试错、比较、竞争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地方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性。
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统”和“放”的循环和争议。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以后,政府的角色逐步演变,如果说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生产要素平台的搭建者。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的作为确实能够提升这一地方的发展水平,反之则相反。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与提升。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有所调整,主要应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建设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允许地方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试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重点领域改革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优先推动那些有助于增长阶段转换、新增长动能形成的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应按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并强调,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需要创新监管方式,按照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要求,要改变传统“管”的观念,把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向。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政府将近90%的前置审批事项已经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放任自流”,必须同步跟进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和办法。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的行政审批事项和中介服务,要确保安全监管职责无缝隙。
二是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强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我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是不低的。下一步在加大减税力度的同时,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是推动税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应当创造条件,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相应降低这类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三是应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对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深化和提升。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等。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总结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前提是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党的xx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水平。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
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逻辑 篇2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他强调:“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40年来,我们党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又坚定不移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改革、驾驭改革的政治智慧和坚强能力。
一
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聚焦制度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深邃的制度改革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表明,自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深刻认识到改革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是赶上时代步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制度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艰巨性的战略思考,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创造性提出了制度定型论。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一论断,在党的xx大以来得到了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以党的xx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在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进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其制度建设必然会经历由不够成熟到逐步成熟、由不够定型到逐步定型的过程。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旁无佐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制度建设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创造才能走向定型。第三,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处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使制度探索和定型的过程充满风险和挑战,如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重大任务。
二
党的xx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一重要论断,创造性提出了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实现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取向。
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不断推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而言,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根本在于严格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任何方面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确保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绝大多数人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消除利益分化、利益固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持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以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紧跟时代潮流、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中革故鼎新、创新发展,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当代中国在昂首阔步向着宏伟目标坚定前行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和挑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要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和推进作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制度活力、形成制度红利、释放制度优势。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重大关键性问题中推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是以往几十年我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尤其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紧紧抓住那些影响制度活力的重大问题,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前进。
抓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我们既要深入解决市场运作失灵即由于利益驱动而导致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要进一步解决市场机制不到位所造成的企业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问题;既要深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从而造成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要进一步解决政府调控不力,不作为、乱作为乃至懒政庸政等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抓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既是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又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完成这一重大改革任务,必须切实处理好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抓住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兴盛的优势。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一定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同时,文化又具有极强烈的交流性和交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坚持个性和共性有机统一的现代文化形态。这决定了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抓住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优势。在发挥好政府治理作用基础上,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确保社会机体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抓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势。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切实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